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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研究生培养

 
来源:现代中国文学论丛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11
 

一、序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1]当前,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竞争不断加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关键期,人才是创新的关键,是发展的第一资源。而教育则是培养人才的最佳途径,为了把中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培养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并于2015年10月颁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2]。”作为居于国民教育体系顶端的研究生培养,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21世纪中叶,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但研究生质量高低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以及怎样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追根溯源,这些问题恰与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研究生培养理念有诸多相遇之处。若喝到清泉,须回到源头,正如英国学者哈罗德·帕金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3]。”因此,探究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研究生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在现代与前现代问题的研究方面,涌现了一批经典理论家,如美国学者本迪克斯、贝尔、英格哈特,法国学者利奥塔,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我国历史学家罗荣渠,等等。相比较而言,当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在其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一著中,吉登斯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分为现代与前现代两个时期。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所体现的本质特征,吉登斯把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概括为“断裂”,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4]。这种“断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化速度快,这在技术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其他方面亦如此;二是变迁范围广,由于全球各个地方彼此相连,社会巨变席卷全球;第三,是现代制度与生俱来的特性,比如,民族国家的形成,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完全异于传统城镇的现代化城市中心,等等[5]。借鉴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如果以“断裂”为标准,把中国社会也分为现代与前现代的话,那么这种划分应该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线。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经发起,便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在那个特殊的新时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发起人的大学精英们,主动承担了民众思想启蒙的任务,大学教育也因此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现代中国新教育的主要特征

1.教育宗旨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精神感召下,中国大学的教育宗旨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传统中国,求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取功名。中国古代私人教育的开拓者孔子,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这些理念与方法一直流传至今,但孔子开办私人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培养能治国理政的君子。自唐代科举考试以来,教育进一步沦为科举取士的附庸。正如蔡元培所概括的:“数百年来,教育的目的只有一项,即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6]“读书人通过‘修身’‘齐家’,希望最后能够通向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传统教育的重心放在为统治者提供优秀人才上”[7]。“学而优则仕”“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成了传统教育下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但是,自1905年废科举开始,特别是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为学问而学问”的教育宗旨被提上日程,北京大学也成了现代中国新教育精神的发源地与典型代表。作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早在1912年2月,蔡元培上任之初,就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力矫时弊,指出“忠君与共和体制不符,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8]。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对此,牟宗三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只有“道统”和“政统”,却没有“学统”,但是蔡元培却在政统与道统之间添加了一个新的东西——“学统”(1)牟宗三把西方传统学问称为“学统”,把中国传统学问则称之为“道统”,认为中国传统学问主要是德性之学,即道学,如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却出现了“学统”。究其原因,一是西方精神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心智“转为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的知识所发展而成”(见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文库,1997:60-71.)。[9]。

2.教学方法从“传习”到“传习、归纳与实证”三者并举

在传统教育宗旨下,教学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至上而下的“传习”。这里的“传习”是传授与复习。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作为学生,曾子这里的“传”与“习”主要是指“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与 “及时复习”。冯友兰先生在分析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时曾说:“所以重农轻商,主要的是要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9]同样道理,以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中国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传习”的教育方法,也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与颇具怀疑精神的“实证”相比,“传习”更强调守正与继承。传习的目的是把儒家经典中定于一尊的正统思想原滋原味地传承下来,因为“典籍的神圣特征为他们地位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10]。

与 “传习”方法不同,教育宗旨多元下的现代教育,其教学方法也相应多元起来,不仅有“传习”,也有“归纳”与“实证”。作为“教育强国论”思想主要倡导者之一的严复,在对比新旧教育方法后,认为提倡以“实证”为主要特征的西学是中国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他说:西学“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而八股科举则是“锢智慧” “坏心术” “滋游手”,陆王心学更是 “闭门造车”,“强物就我”,“率天下而祸实学”[11]。比起严复的激进,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则相对理性,但他也把“西方的实证科学精神”视为“中国普及科学、解放思想之教育利器”[12]。

3.教育对象从“贵族”到“平民”

正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批判有些旧文学是“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一样,以科举取士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教育,其教育对象是为统治者效力的新一代封建权贵。但是,近代以来,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时代精英们,在五四精神的助推下,致力于民众的启蒙教育。至此,现代中国的主要教育对象发生了从贵族到平民的转移。

“民主”作为五四精神的另一面旗帜,其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平等”,二是“多数人的统治”[13]。“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多数人的统治”则意味着普罗大众必须接受教育,否则就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进而会直接影响承担“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时代大任。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在其担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际,已把教育行政部门分为三大类: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长期留学海外的蔡元培,深信教育的责任不仅要培养青年人,也应该兼顾多数失学的成年人。在“但凡有求学知新者,便应当获得同等的机会”的理念下,1918年北大开设了校役班,4月14日下午,230名校役身着长衫,胸口佩戴红花,齐聚北大文科第一教室,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三、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研究生培养

场域理论的代表当属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他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14]“场域”是由个体行动者(即“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所构筑的,个体行动者在进入场域之前,都会受到场域的吸引或排斥,因此只有具备资格的个体行动者才会进入相应场域,资格相当于入场费。而一旦进入场域,个体必须是构筑场域的行动者。场域有三个特点:首先,处于一个特定的场的行动者,外部力量只有在重新构造以后,即通过场域的特殊形式和力量的特殊调解以后,才会对行动者产生影响;第二,不同的场域具有与社会空间结构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同源性;第三,场域是一系列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系统,但这一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界定的个体行动者[14]。

由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可知,“现代中国新教育”与“研究生培养”二者的关系类似于 “场域”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场域的“现代中国新教育”既是个体行动者“研究生培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又有其自身不容更改的规定性。而作为个体行动者的“研究生培养”,既是“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的构筑者与受影响者,同时它又独立于“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作为“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个体行动者的“研究生培养”,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旨在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多领域复合型人才

首开中国研究生培养先河的当属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国立北京大学于(民国)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而国学门即于(民国)十一年成立。”[5]随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交通大学之经济研究院等相继成立。创立之初,研究生作为大学最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多领域复合型人才。

20世纪20年代初,清华大学筹办研究院(类似于今天的研究生院)之际,吴宓在研究院开学典礼时强调,清华国学所培养的研究生至少应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研究,能够“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15]。这种博古通今、融通中外文化的研究生,能够轻松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重要社会问题。

2.注重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自主创新精神

但如果仅仅只是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研究生更可贵的是自主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因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生不仅能用已有的知识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更能 “时时有新的发见与发明,指导事业界,促其进步。所以大学不但是教育传授学术于学生的机关,而实在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的机关”[14]。甚至于“艺术研究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能创作,就是一个学生也可以。不能创作,一百个、一千个学生也没用”[5]。

在谈到为什么设置研究生院时,蔡元培给出了三条理由:“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深造之机会”;“三,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5]因此,做研究和不依赖外国的自主创新精神是设置研究生院的初衷与使命。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也是在“清华师生发出了‘教育独立’‘改良清华’ 的呼声,并列举美国化的清华的‘弊端’,提出各种改良建议”后,学校才决定筹办研究院的[15]。可以说,当时相对一部分人士,包括胡适、蔡元培等都把大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看作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3.注重培养学生的学品和人品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重视德育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品质。新教育场域中的研究生教育同样重视德育,这里的德育包括学品和人品。在学品方面,王国维提出“学无中西论”,并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15]。吴宓强调“在研究院必须做到的有两件事:一、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二、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15]。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也主张“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时他更是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宣扬和践行‘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著称,因此按照当代学者的看法,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14]

4.以学生兴趣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激发学习热情,鼓励自主探究

新教育场域中的研究生培养,有其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以学生兴趣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二是激发学习热情和自主探究能力;三是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研究方法。1925年,蔡元培在总结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发展进步时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3]在授课形式上,不注重课堂讲授,注重在导师指导下自主探究式专题研究,“大学本来以专门研究为本位,所有分班讲授,不过指导研究的作用。”[5]在培养学生科学的研究方法上,注重聘请海归人士从教。吴宓指出:“本院‘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15]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0-01-0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EB/OL].(2015-10-24)[20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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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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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42-152.

[15] 孙敦恒. 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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