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来的自由主义，无论是中国人自己的接引、传播、理解，还是域外之人向中国社会的介绍、宣传、兜售，都会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之交互性联系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随着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竞相斗争，这个问题便更加突出和急迫。它本质上是在言说中国人面临的重大议题：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国家，或者说如何实现“现代中国”的“想象”？因此，应从构建“现代中国”这个宏大叙事出发，积极反思自由主义的理论演化与历史际遇，才能既显现自由主义的时代样态，又能使构建现代中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清晰地折射出来。

一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及其“异化”

殷海光在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进行整体性反思时，认为其具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点。[1]“先天不足”是指中国的自由主义相比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存在明显的学养、理论的供给匮乏问题。客观地说，“先天性”问题，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每一种外来思想均会存在的问题。差异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社会接触、引入、理解乃至认可外来思想时的“先天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中国人的“前理解”，还是外来思想如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适应问题，都会促使它“排异”和“变异”。

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即便在原生地，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适，更何况它进入一个长期为“王权主义”宰制和“三纲五常”主导的社会。“排异”是基于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程度、接受状况和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的认同程度、契合情况。“排异”的同时就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进行选择性传播、选择性认可、选择性改造的“变异”过程。也就是说，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原典意义的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异化”问题及其“异化”的过程。现代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蒋廷黻、罗隆基、储安平、张君劢、张东荪、萧公权、杨人楩、王造时等，在英美有过长短不一的学习生活经历，对英美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有程度不同的接触与认知。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体现出丰富的差歧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与张君劢。

胡适在美国留学十年，亲见了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政治制度有相当的熟悉，但是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伦理自由主义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过程。前者主要表现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发展个性、把个人铸造成器的“易卜生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鼓吹，后者主要见于对自由主义意义的总结中：“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2]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胡适所承接的是新自由主义。从“先天性”的角度看，胡适的思想导师杜威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也没有整体性介绍过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师如边沁、密尔、格林、霍布豪斯等的论著，尽管晚年的胡适曾为殷海光翻译的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作序。要说“先天不足”，胡适正是典型的“不足”。他的“不足”自然限制了他对自由主义解读的深度与发声的权威性，但是他对自由主义频频地选择性理解与“浅薄”的零星介绍，正好为他博得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声名。自由主义在胡适思想世界的“变异”，基于他不断地借助报刊、大学讲堂以及其他公开的演说，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异化”。

张君劢早年接触过密尔的自由思想，留学德国又钟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及其魏玛新宪法，后来倾心于英国的费边主义，其自由主义的来源可谓庞杂。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主要从政治、经济角度入手，竭力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从自由主义那一面看，他坚守其个人自由的思想内核；从社会主义的那一面看，他非常强调社会公道对于不平等的消解。正如他所言：“吾以直截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也。”[3]张君劢对自由主义的引介，尽管也存在“先天不足”，但是他毕竟抓住了自由主义的两大核心价值：自由与平等。

尽管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却未必是致命的问题，需要深思和处理的问题是：在构建现代中国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历程中，自由主义的“先天性”问题、“异化”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在哪些条件下是合理的？是可以为中国社会、中国大众所理解与承受的？在自由主义的中国播种者严复那里，这个问题早已横亘于心。在他反复推敲翻译的“信”“达”“雅”时，不仅仅指涉的是翻译的原则、技巧问题，在本质上言说的是翻译过程中思想的“异化”问题。在无法完全纾解多样性语言交流的“隔膜”时，还面临着理解、认同及其特殊情境之中的种种“障碍”。但是，思想的交流与对话依然要继续，各民族在改变各自命运和生活状态过程中形成的“重叠共识”还要推进。现代中国人正是在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思中，将自己对文化建设、政治改良、民生发展等的真切关怀烙印于自由主义的“异化”过程中，从而凸显着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多样性解读，共同制造了自由主义的“中国风格”。

二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及其成因

在现代中国这一视域和境遇之中，自由主义遭逢了“先天不足”及其“异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其中的中国人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而且还在问题的倒逼下形塑自由主义自身，使其表现出一定的理论特点。

（一）倚重思想文化建设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表现出来的第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分倚重思想文化在整个政治与社会改造中的基础性价值。胡适留学回国后就公开宣称：“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4]在胡适的指导下，以傅斯年为负责人的《新潮》杂志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旗帜，正是胡适这一使命的最好注脚。张东荪在自由主义于政治上受挫之后，对自由主义进行政治与文化的二分，明确指出“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5]在广义的“人类文化发展”中，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自然应将“文化的自由主义”置于其“生命线”，思想文化建设的成效决定着自由主义的实践程度及其影响力。

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何热衷于从思想文化的革新入手来助推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践？概括来看，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与他们的教育背景相关。他们在传统纲常名教的约束下成长起来，都有一定的旧学根底，到国外大学接触到全新的知识，感受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很自然地进行中外比较，自觉不自觉将一国或民族的命运与思想文化特别是由它塑造的国民品格联系起来。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主要针砭国人敷衍苟且的态度，这与他系统地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方法是分不开的。张君劢在翻译《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的基础上，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最为典型要数储安平写的《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在比较之中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际，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致我们有许多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或仅有外表而无实际，花费了许多金钱、时间、精力，而与实际的民生一无裨益”。

第二，与他们进入中国社会场域的资本和职业有关。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大多留学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大学，自然给了他们压人一头的优势。他们所学的学科主要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使他们比较容易与重文史教化的中国进行比较，再加上他们主要在中国本土的大学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还利用同行之联谊创办报刊，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发展平台和传播其研究成果、思想主张的空间。胡适还在美国留学之时，就与陈独秀多有联系。他人还未回国，已经通过发表在《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赢得了一定的声名。回国后，在短短的时间出版了以全新视角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北京大学谋得了教职。以他为精神导师，北京大学学生筹办了“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新潮》，其“发刊旨趣”颇显胡适的追求，呼吁“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6]该刊关注的重心——文化、思潮——与胡适等人留学所学知识密切相关。胡适还积极赋予并大力宣扬“新思潮”之意义，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界、知识界同仁，形成了所谓的胡适派学人群体，以独特的发言模态和关注的问题领域影响着学术界、知识界与时局。[7]

第三，与他们对1895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之趋势的认知有关。按照梁启超的认知判断，1895年以后的中国正好进入思想文化变革的时期。胡适、张君劢等人进入中国社会场域，正好经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胡适看来，它开展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解放”。[8]胡适还明确认为，“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化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文化）基础”，[9]肩负起改造中国和中国社会的重要使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合法性，也正是来自于戊戌维新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10]偏向于政制变革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强化了国人以新民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判断。新民的培育，最根本的在于吸收新思想新文化的营养。陈独秀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取决于国民“伦理的觉悟”这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1]这些都引导着现代中国人关于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在于从思想文化方面着手的“先验性”判断。

基于上述主要原因，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援用自由主义来解读和应付中国问题时，从骨子里总是以自己最熟悉且有最有把握的认知取向来“异化”自由主义。

（二）若即若离于政治角力场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在“异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就是对政治角力场的若即若离。造成这个特点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其活动方式的认可。如前所述，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多数以学问见长，主要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工作，他们发挥作用的活动方式不过是讲学、运营报刊、发表专业文章和时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他们是“讲学复议政”，“在‘讲学’与‘议政’之间，他们心向往之的还是前者，换言之，谋求思想文化的改革是他们的本业，而涉足政治只是副业，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讲学’与‘议政’的踌躇中安于其位”。[12]按照殷海光的看法，他们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通过讲学、频繁地办刊这些“行动”来不断地宣传他们的“观念”，是他们擅长的活动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真实的权力场之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良知，对他们“不感兴趣的兴趣”——政治——发表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一旦他们感到这种方式的无力、无奈，他们又躲进自己的“塔”中，安之若素。“议政”这种远离实际政治运作的行为方式，正好诠释了自由知识分子生存发展的本来意义和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应有的地位。

第二，迷恋其行动的价值。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这种独特的活动方式，不能以实际的政治斗争结果来判定其价值。实际上，他们特别乐于此种活动方式，十分迷恋这种行动的价值。胡适一再地宣称超然“议政”的价值：“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为多。所以我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绝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13]胡适等人的这种做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在是太过书生意气，正如季羡林所评论的：“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胡适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14]

正是基于上述，他们的自由主义明显缺乏有关实际参与政治的行动方案，他们把“议政”作为确实的政治实践方式。正如储安平所说：“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15]

（三）政治自由难以生根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虽然若即若离于实际的政治世界，但它关注政治自由，只不过常常付诸于“谈”的方式。胡适曾指出，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将政治自由落实于政治民主的建设道路上。他的观点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并未形成有影响的运动，二是政治自由在现代中国没有落地生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中间派”的尴尬。张申府提出要为“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在中国出路之中的地位正名，试图以“中间派”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谋求合法的身份与空间。到底什么是“中间派”？“中间派”到底以什么来标识自己？施复亮专门议论过这个问题：“在思想上，各色各样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一切不满意国民党统治而又不愿意共产党取而代之的要求民主进步的人士；在组织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以外的一切代表中间阶层的党派，都可以叫作中间派。”[16]这个看似囊括了国共两党以外的社会大多数的“中间派”，一方面很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相对明确的界定，另一方面被代表的“中间阶层”也难以清晰找准自己在“中间派”中的位置。这样一来，看似拥有无数支持者或潜在声援者的“中间派”，实际上无法建立起稳定而明确的社会基础。他们亮出的“中间路线”，又使他们处于左右挤压的尴尬境地：“中间路线的意思是指介乎左右之间。假如左倾是象征进步的话，则自由主义是左而又左的，因为它是始终不满于现状而在不断求进步的。”[17]“中间派”并不意味着走“中间路线”，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以“中间派”自居，不过是要争得公开活动的身份与空间，大多数的民众对他们呼吁的政治自由持观望态度而已。

第二，轻视政治组织建设。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为自己冠以“中间派”的名号，既不愿意深陷政治的漩涡中，又不愿意使自己栖身于一个明确的组织里。傅斯年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因而“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处于政府之外，就可以帮助政府，关键时刻为政府说话，“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18]事实上，争取政治自由的实现，不论是在政府内外，都必须借重一定的组织。没有政治组织作为持续支持的政治力量，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储安平倒是有深刻的反思：“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相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上的，不是权力的，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19]

第三，过分地寄希望于少数精英。丁文江认为改良中国政治的责任在于“少数人”：“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政客官僚腐败，不是由于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20]张君劢也强调“少数人”的责任：“一国政治上的运用，有时是靠少数人，而不能件件请教于议会或多数人。少数人之责任，如此重大，所以一国以内，要有少数人时刻把一国政治问题精心思索，权衡利害，仿佛剥竹笋一样，要剥到最后一层而已。”[21]他们所看重的“少数人”就算是一国的精英，也不能保证政治自由的权利实现能完全依靠他们的知识和道德。此外他们还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他们所排除的造成中国政治混乱的原因，恰恰正是原因。他们的政治见解很难博得民众的认可，政治自由的权利落实便成为空谈。当国家没有建立常态的制度、法治来促使“少数人”确实在政治的正道上活动时，对“少数人”的过分期望往往会演变成民众对政治改良的冷漠。

（四）忽视民众的生计

有的学者指出，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言说中的普遍缺席，成为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特色。[22]这一点诚然是不错的，但并不表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对一切经济问题都视而不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对统制经济表现出相当的偏好，说明他们对经济发展方式有着一定的思考。但是，他们对那些事关民众生计的具体经济问题，并未做出深刻的探讨。除了他们过分倚重思想文化的变革外，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的知识背景与生存方式。

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国外大学留学时，所学专业主要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鲜有选择经济学的，这当然会限制他们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专业化思索。他们对经济的关注，往往是流于概念或者笼统的描述。胡适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以牺牲经济自由来得到政治自由，但他对经济自由语焉不详。他还提出过“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为这是解决贫富不均的好法子，但也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呼吁。他主张要建设一个普遍繁荣、治安的现代中国，关键要解决“五鬼闹中华”的问题，却未深入探究造成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对策。张东荪等人对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充满好感，主要纠结于国家到底以何种方式发展经济、分配资源，而于民众的具体经济生活问题缺乏实地考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23]

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主要生活在城市，可以说是典型的“文化人”。作为“文化人”的生存方式，主要以“立言”期许自身，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了解或不屑于了解。周作人把“文化人”的生存方式描述为“十字街头的塔”：“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十字街头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24]如果“怕累，怕挤”，就根本不可能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但是，又希望对于街头每天发生的故事有所知晓，不得已“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流于一般的观察或听闻。因此，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逐渐疏离于民众的实际生活。正如时人所说：“当多数人民犹茫然于自由平等之价值如何，念念不忘于生活圈内那一群人时，民主自由必然成为徒具形式的口头之物。”[25]

三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后天失调”及其历史命运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表现出来的理论特点，对于其时代际遇有着相当的影响。殷海光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后天失调”，主要指向三个方面：

第一，在文化基因上，自由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后者严重排斥自由主义，以精神自由排异政治自由、以道德的“人”排异“个体”的人、以仁爱民本排异法治民主、以社会至上排异个人至上。[26]正是由于在文化基因上拒绝自由主义，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契合大同思想传统的共产主义。[27]当然，对于希望自由主义在构建现代中国过程中发挥正向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并不都赞同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天生”抵制自由主义的。如胡适就认为，孔子是一个有自由精神的平民教育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争取思想言论自由的传统，所谓“宁鸣而死”。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走向，不是抵制自由民主的潮流，而是如何从传统的自由因子中生长出更茁壮的自由之树。

第二，在社会基础上，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没有一个显明的、有实力的中产阶级来有力支撑。从与原生地的比较来看，“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生机勃勃的、与社会生产方式血肉一体的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仅仅是数量极少的、与社会生产方式基本隔离的精英知识分子”。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因为“20世纪初期直至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举步维艰。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官僚资本相对于民间资本，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实力的扩张。自由主义之所以没有可以放心依靠、凭借的物质供给和精神供给之源，这是根本的缘由”。[28]

第三，在应对中国问题的情境中，自由主义被当作手段或工具来使用，面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与个体自由，但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又被视为国家的富强之道而受到欢迎。于是，作为工具之自由主义与作为理念的自由主义之间便存在一种紧张关系。”[29]严复率先把自由主义作为救亡图存手段，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没有摆脱这一“劫数”。之所以造成如此的偏差，在于从近代中国以来，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在价值次序上先于自由主义。

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失调”，不少论者断言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的命运。格里德的以下言论是最为著名的代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30]

格里德的分析主要指向了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环境之关系：中国的社会环境既没有提供实践自由主义需要的现成条件——理性而秩序的生活，又没有去主动创造这样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匮乏，恰恰是构建现代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位相当理性的研究者，格里德并没有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简单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深植的文化基因以及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运用，而主要指向现代中国人如何为自由主义的实现创造积极持久的综合环境。或许他是在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实践及其结果，与我们创造的包括与之契合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健全社会密切相关，因而我们要认真考虑自由主义的实践价值，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注释：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

[2]《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8页。

[3]张君劢：《国宪议》，上海：时事新报社，1922年，第116页。

[4]胡适：《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1948年。

[6]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

[7]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8]胡适：《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6页。

[9]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

[10]胡适：《胡适文集》第5册，第528页。

[1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09页。

[12]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13]胡适：《胡适全集》第2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4-145页。

[14]季羡林：《〈胡适全集〉序》，《胡适全集》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24页。

[15]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

[16]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兼答平心先生》，《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17]杨人楩：《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观察》第5卷第8期，1948年。

[18]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8-170页。

[19]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

[20]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号，1923年。

[21]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57页。

[22]俞祖华、赵慧峰：《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23]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

[24]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雨天的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5页。

[25]吕克难：《自由何以生不住根》，《新路周刊》第17期，1948年。

[26]陈兆芬、黄明理：《论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排异性——兼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7]徐大同：《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8]何晓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20页。

[29]胡伟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悖论详述》，《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30]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8页。

文章来源：现代中国文学论丛 网址: http://xdzgwxl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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