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其建构是一个主动争取的过程。它包含两个面向:主动发声和积极回应。从这个视角出发,建构“全球中国”的话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对外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愿景的重要前提。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在全球治理和发展理念层面聚集的话语力量可以用来抵御对中国道路的负面解读,有效应对外部压力,为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并维护国家利益和海外权益[1]鸣锣开道。

2019年史安斌等[2]明确提及“全球中国”概念,相关研究的典型研究路径主要有两类:一类聚焦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阐释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优势与潜力;另一类从历时性视角梳理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实践发展的历程。但尚未发现从两个维度相结合的路径上更进一步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此外,已有相关研究往往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构实践,对于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国际话语体系情况与建构探索未给予足够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综合利用文献资料分析、二手资料分析与历史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对上述方向进行研究探索。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历时性维度对话语体系建构进行溯源,将我国国际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构历程划分为“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三个阶段,其中“现代中国”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近代中国”“红色中国”与“开放中国”三个时期,主要从历史角度结合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发声”和“回应”的具体实践梳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阶段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构历程;其次,从共时性维度切入,从主动发声与积极回应两个方面出发,从顶层政治话语和舆论回应两个层面结合具体的理念与实践对“全球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现状进行梳理;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尝试在理论层面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进行理论阐释,并结合我国国际传播与外交活动的最新实践进行案例分析。

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以下三个:(1)“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阶段我国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构的背景如何?建构状况有何特点?(2)十八大以来,“全球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在顶层政治话语主动发声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在国际舆论场上的积极回应表现如何?(3)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结合的维度来看,“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三者的关系如何?理论层面“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如何融汇前两者的特点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在实践层面的突出表现是什么?

一、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溯源——从国际话语权到国际话语体系

回顾中国历史,在历时性维度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可划分为“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两个阶段。

(一)古代中国——“神秘东方国度”的想象

“古代中国”时期,“丝绸、瓷器和漆器的原产地”是西方人心中中国的最初形象;13世纪蒙古帝国东征为东西方交流开辟了通道,商人、旅行者和传教士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地大物博、富庶丰饶的东方神秘国度”这一以“财富”为核心的“国际”形象在西方广为传播;16世纪,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生产力层面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基督教在全世界的扩张由此开始,传教士们凭借其在生活中积累的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与了解,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注入文化元素[3],由此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初次传播至西方。尽管所谓“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联通,但这一时期的“国际”仍是一个相对初级的概念,与如今的国际与全球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总体较为正面,多数来源于西方基于有限了解的建构,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则由于“天朝上国”的想象和全球性意识的匮乏而处于空白状态。

(二)现代中国——国力变化影响下的国际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构

本研究界定的“现代中国”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阶段,包含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与新中国成立后至十八大以前的历史周期。在历时性层面“现代中国”可分为“近代中国”“红色中国”与“开放中国”三个连续的时期。

1.近代中国:“风雨飘摇”中的失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建立全球霸权。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积贫积弱的中国国门洞开,曾经的“神秘东方”变成任由列强瓜分的砧板之肉。彼时进化论思潮成为西方的主导思潮,且由生物学、人类学领域进入社会学视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背景下,中国成为西方霸权正当性建构中的典型案例,是保守封闭和软弱落后的象征。这一时期中国的负面国际形象的确折射出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没落,但其背后为推行殖民统治而采用双重标准的刻意建构同样不可忽视。中国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话语体系之下处于风雨飘摇的被动失语状态,话语权几乎完全丧失。

2.红色中国:“走向世界”的不懈努力与博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国际舞台。但与此同时,新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现实处境也较为严峻,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界定为“红色中国”[2]。这一阶段我国话语权建构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的主权安全,巩固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为国内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构实践与国际动向紧密关联,其特点可总结为“红色中国”走向世界的不懈努力与博弈。

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对外宣传呈现出“联苏抗美”的特征,同时也注重争取“中间地带”,与新兴的亚非拉国家建立联系,并提出国际关系中经典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世纪60年代,在“美苏联合反华”的危机局势下,我国话语权建构的外宣战略与实践转向“两面反”,即“反帝反修”,塑造出独立自强的“红色中国”形象;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我国对外宣传的话语态度也转向激进,不分对象鼓吹“世界革命”[4]与政治乱局对外宣体制机制的破坏使得“红色中国”的形象与“独裁”“好战”“输出革命”等词语关联,总体趋向负面;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苏联的扩张,我国话语权建构的对外宣传战略与实践奉行“一条线”的“联美抗苏”[4],一方面联合美国遏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借助进入联合国的契机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在体制机制层面,“红色中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但总体来看是我国话语权建构机制从无到有的奠基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央外事组、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外交部新闻司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建立为我国话语权建构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外事工作的恢复与中宣部对外宣传局的成立为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事业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红色中国”时期,我国提出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发展理念与观点,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并且尝试在话语博弈当中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为我国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进行斗争,但是由于缺乏国家实力支撑和当时观念思维和视野的局限,话语力量有限,在获得国际话语权基础条件的硬件软件建设层面都倍受限制,未能形成一种自觉的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意识和发展战略层面的系统筹划。

3.开放中国:从“韬光养晦”到“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体系,逐渐意识到拥有国际话语权对塑造国际形象和国家发展的意义,开始主动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在尝试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同时,也针对国际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和歪曲妖魔化中国形象的言论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反击[3]。主动建构和舆论博弈双轨并行,尝试掌握自身话语主导权,话语权“自构”的主动性不断上升。

话语权和国际话语体系“自构”与综合国力的发展密不可分,由此出发可将“开放中国”时期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至2008年,为“国力提升但国际话语权并未同步”阶段。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专注发展国内经济的“韬光养晦”方针,以及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不缺席,不发言”的选择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式微,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与国际话语权建设并不同步,中国由此经常落入一种“被定位”的境地[5]。第二阶段从2008年至今,为“国际话语体系建构意识与能力提升”阶段,中国崛起已成事实,内外部需要推动中国的国际角色转变,开始从国际事务的“旁观者”和“参与者”尝试向“决策者”与“主导者”转变。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自身国际话语体系“自构”的意识与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失语已不符合中国与世界的双重需要,中国开始改变既往“独善其身”的谨慎方针,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议题上积极争取掌握话语主导权,积极推动建构自身国际话语体系。尽管充满挑战与博弈,中国“走向世界”的努力步伐却越来越铿锵,越来越坚毅。

二、十八大以来“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开始在历时性维度上从“现代中国”向“全球中国”转变,而且转变速度迅猛。这一时期中国顶层设计层面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尤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与发展理念的诞生表明,“全球中国”的话语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其实践表现包括主动发声与积极回应两个部分。

(一)主动发声:“中国方案”的对外传播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参与

在主动发声层面,“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从顶层设计层面可划分为全球治理和发展理念、对外传播和国际参与两个面向。前者着眼于理论层面,后者重在实践。

1.全球治理与发展理念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不同场合和我国的主场外交实践中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与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层面,中国在博鳌亚洲论坛、APEC峰会等场合积极主张建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实践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在大国关系层面,中国努力与俄美欧等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与欧洲理事会时任主席范龙佩会谈时提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周边国家关系层面,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伴”的方针深入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倡导亚洲各国和衷共济,共御风险;此外,中国还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这一选择的核心话语表达;在生态保护与文明互鉴层面,中国利用世界园艺博览会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主场外交舞台,提出“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发展理念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呼吁与主张。

2.对外传播与国际参与

在国际传播秩序洗牌的过程中,中国的定位和责任也在发生变化,简单概括就是三“大”:大国崛起、大国外交和大国传播[6]。在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把握下,习近平在对外传播方面提出“提高国际话语权”“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科学理念和主张。进入新时代后,贯彻落实十九大对外宣传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就是要传播好中国新时代声音,讲述好中国新征程故事[7]。

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推进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第一次从文化软实力角度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具体讲,就是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近平还着重提到了对于我国优秀文化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1)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Z/OL].(2013-12-31)[2020-07-26].http:∥/politics/2013-12/31/c_.htm.。“融通中外”是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核心关切,中华文明和优秀文化是核心内容[6]。从习近平关于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理论表述可以发现,文明与文化是构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哲学根基与文化精神内核,在我国的全球传播实践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

在国际参与方面,我国在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通过各项具体合作的开展将“中国方案”付诸实践,立体化建构“全球中国”话语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其意涵在深入过程中也从经济拓展到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而成为新时期国际合作的新典范。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时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天就建立开发银行达成共识,这是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中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成果。”(2)习近平.新起点 新愿景 新动力: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Z/OL].(2014-07-16)[2020-07-26].http:∥∥world/2014-07/16/c_.htm.2016年1月16日,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致辞,宣布亚投行正式成立,同时指出:“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3)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Z/OL].(2016-01-16)[2020-07-26].http:∥∥politics/2016-01/16/c_.htm.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言,指出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4)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Z/OL].(2018-11-05)[2020-07-26].http:∥/politics/leaders/2018-11/05/c_.htm.。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从上述理念与国际参与实践中可以初步提炼“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是以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以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致力于人类发展美好未来为基本遵循,以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一步推动全球合作发展为目标,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与相应的具体实践在内的一整套具备全球视野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话语体系。

(二)积极回应:有理有据回应“锐实力”言论

在“美英垄断,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下,我国尝试推动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努力总不为国际社会理解。国际舆论对于中国始终持有警惕和排斥态度,并持续演化出新的表达形式。因此针对误读与偏见的主动回应是“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围绕“锐实力”(sharp power)的舆论交锋是典型个案。Nye(5)NYE J S.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Z/OL].(2018-01-24)[2020-07-26].https:∥/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刊发文章,认为“锐实力”指针对特定国家借由颠覆、渗透、操控、施压,以利刃般的外交手段达到在境外影响舆论、左右意识形态和扩大影响力的宣传行为。“锐”体现在操纵信息,控制舆论。

应对所谓“锐实力”指控,我国舆论进行了针对性反击。把中国正常的对外交流合作说成是一种有敌意的“锐实力”行为,以此煽动新一波国际反华舆论,其目的是要输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坚持“西方文明优越论”[8],其本质上是“中国威胁论”新版本。此外,也有学者结合“锐实力”之说对我国软实力发展实践进行反思,“锐实力”是“软实力”发展的陷阱。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拥有和使用各国通用的“软实力”,建构我国的话语体系十分必要,但“萝卜快了不洗泥”,过分强调大投入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对“软实力”发展并不有利。从积极角度反向思考,“锐实力”是对中国发展“软实力”发展的及时警醒(6)庞中英.“锐实力”:三大指标衡量中国的国际行动[Z/OL].(2018-03-22)[2020-07-26].http:∥/a/_.。“锐实力”之说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奉行的“合作主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奉行的“冲突主体”两种不同外交哲学观的对立[9],诸如此类的话语层出不穷则反映出我国“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在理论阐释上的影响力仍然较弱。“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好”的局面仍未有根本改善。本文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哲学、文明层面理解与认知的欠缺。有鉴于此,在理论层面厘清“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三者的内涵与联动关系,在真正理解“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与目标的基础上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十分必要。

三、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理论建构的思考

“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既是文明表现形态演进的三个阶段,也是话语体系建构的维度,既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具有内在价值互通性。三者之间不仅是纵向时间轴上进化论意义的线性演进关系(7)此处的“进化论”取广义而言,其起源为工业革命后进步发达的观念,即“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和社会的进化论,概括地说,不是狭义的单纯人类学学说,而应该理解为广义的一般性的观念体系,进化的观念形态也是代表19世纪,特别是此后半个世纪普遍的时代精神。此处的进化论更多强调其哲学层面的逻辑思路,暂不涉及其意识形态和种族中心主义立场。,同时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前者强调历时性,后者则着重于共时性。彼得斯[10]认为,历史与具体的关切有着巧妙的联系,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如果能将两者对接起来,现在的意义就清晰易懂。在此语境下,三者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状态,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的互动关系演变

(一)古代中国的历史遗产:“天下”的想象与关系哲学

“古代中国”话语体系的特点可总结为以宏观文明层面“天下”观念、“华夷之辨”和“关系本位”哲学为基础的“礼”的逻辑。中国始终心怀“天下”。传统“三教合一”里的儒、释、道的任何一个都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观念带有强烈的华夏民族中心主义,有学者将其表述为“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11]。在此语境下,“天下”即是全世界,“古代中国”即是当时的“现代中国”,亦是“全球中国”。这一阶段整个话语体系呈现一种内卷且封闭的状态,但其边界却始终处于一个灵活的互动状态中。其中蕴含的“绝对”与“相对”的灵活互动关系即“天下”与“夷我”之间的自由延伸转换,无疑具备开放包容的隐喻。

具体而言,“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指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12]。在绝对的伦理与价值体系下,“天下”呈现一个“同心圆”模式,其核心是“正统”即华夏文明。从“正统”出发,以郡县、羁縻府州和朝贡等不同的联系形式次第排列,层层同心嵌套。处于最外层的,即所谓的“化外之地”,既包括已知的未归入“天下”体系的所谓“蛮夷”,也包括一切未知的地理空间范围与在其之上的共同体与社会组织。彼此的边界与区分则形成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辨”)。但与此同时,“华”与“夷”之间的文明界别与相互之间的沟通融合又是灵活开放的。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13]。“天下”逻辑主导下的“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界模糊、在理想条件下可以无限延伸的话语体系。历经历史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这一特性却始终留存。

从现代语境来看,“天下”话语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蕴藏着开放的、世界主义的隐喻。由此构成的中华文明显然也是开放包容的,而且这种开放包容逐渐融合现代性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视野不断延伸,转变为“以全人类的共同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12]的新“天下”与当代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出发,“天下大同”亦即“命运与共”,“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是“古代中国”话语体系一以贯之的继承、发展与更新。

此外,从微观社会层面来看,“古代中国”属于“关系本位”社会,以伦理关系和相应义务建构彼此联系,这样的社会联系同样建构了“关系本位”的制度体系,即不偏不倚,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关系不仅巩固,且各方利益平衡[14]。而这一思想的历史遗产转化到当前“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则体现为对“中道”与“合而不同”的追求。“关系本位”推而广之由一国上升到全球,则可知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即文明之间的个体主张与要求和全球文明共同发展之间的矛盾。若依据西方之解决办法,则必产生文化霸权[14],这也是冲突哲学基础下的美式全球化为世界所诟病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强调文化间性互鉴的“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可以理解为一种重构多元关系的努力。

具体到全球化层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与实践活动从全球化的视角可被界定为全球化继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之后的新发展阶段,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的核心关切在于“多样”而非“同一”。英式全球化与美式全球化在以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遵循“化全球”的发展逻辑,即将全世界同化,而不能同化的则被视为敌对的双方,其冲突哲学本质显露无疑。而新全球化则注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赋权’(empowerment)的方式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15]。关系哲学是“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一以贯之的重要逻辑,也是新全球化的核心特征。

(二)现代中国的实践助力:对“力”的逻辑的不懈追求及持续反思

“现代中国”阶段是中国发展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分化阶段。这一时期,在历时性视角下“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分离,但同时“古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容在“现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共时性存在;“全球中国”也与“现代中国”相分离,成为话语体系建设的追求目标。但此“全球中国”非彼“全球中国”,而仅仅代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性意识的觉醒,其核心意指在于中国如何向世界学习增强自身“硬实力”(hard power)以走向世界。

“现代中国”话语体系体现出鲜明的“力”之逻辑,增强自身“硬实力”始终是其核心目标,其实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推进。这一历程自清末开始,至今仍未止步。于“古代中国”而言,“现代中国”并不意味着对“古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全盘否定,两者始终处于基于时势需要的动态互动与持续反思中。

具体而言,“近代中国”时期,按照“力”的逻辑与标准,西方国家显然是我国迈入现代化、增强自身实力的样板与学习目标,军事实力是这一时期“力”的逻辑的核心,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我国理论思想家接受,“强权即公理”。彼时中国致力于学习19世纪西方文明中的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12]。这一时期“古代中国”似乎或多或少地被迫站在了现代的对立面,甚至被认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阻碍。

盲目对“力”的追求也带来负面效果。西方文明中的物质主义和激进的“进步”观念与我国文化价值相异,融合困难重重,整个社会的伦理与道德秩序都走向崩溃的边缘,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严重。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唯物质主义和激进“进步”观念的危害,由此探索出现转向,即追求文明层面的“国是”建构。这一逻辑不同于福泽谕吉[16]所论述的以欧洲文明为本位的文明“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中西结合,既学习西方文明之长处,但又向内从自身的文化体系本身寻求“国魂”和中华文化精神之所在,结合外部的技术文明与内心文化内核实现从内至外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绝对不等同于西化[17]。但从整体来看,“近代中国”时期,“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不管是从物质或是文明的角度都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认为中华文化需要从根本之处融入“德拉克莫西”和“赛先生”等基础进行重构。

“红色中国”时期,“现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更多体现出中国为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更好的发展、取得更平等的国际地位而在话语建构方面的主动选择。我国的几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依据我国国情与需要对“现代中国”话语体系进行选择建构,对于“力”的追求也由军事实力转向于经济实力,着重综合国力提升,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建构则并不凸显。这一时期,在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现代化与“西化”的界限十分清晰,且明显甚至极端地偏向中国现代化一端,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对“古代中国”价值的接受。与“近代中国”时期一样,在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单一目标的背景下,“红色中国”时期对于“古代中国”的文明话语体系同样采取拒绝的态度。这一时期相比“近代中国”而言甚至更为激进,尝试建构一种全新的国家话语与文化体系。这种极端的偏向在“红色中国”后期虽然成为“现代中国”实践与话语发展的阻碍,但也客观上为“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改革创新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灵活与变通。

“开放中国”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平抚现代化带来的风险和解决“经济优先”发展战略带来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层面作用巨大,“古代中国”话语体系的精神价值因此凸显,两者逐渐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不仅成为政策文件起草的重要资源,也更加频繁地出现于领导人的讲话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运用的许多中国历史文化典故。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逐渐趋于平衡,但在肯定西方思想借鉴意义的同时更聚焦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经验总结,尝试突破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为我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争取多样性的合法性依据。

总结而言,“现代中国”之所以为“现代”,在于对“力”的逻辑的持续追求;“现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话语价值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在于我国在实践进程中对西方的现代性观念进行的持续性本土化反思与批判继承。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两者互动是“现代中国”话语体系得以实现其建构目标的根本,但在建构过程中也存在偏颇甚至极端对立。“现代中国”是“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而且是一个持续进展的过程。自“近代中国”以来,中国为重新富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其间建构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为“全球中国”保留了珍贵的制度基础与精神遗产。在“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进程中,“现代中国”话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三)全球中国的愿景:兼备“精神”与“体魄”的中国走向世界中心

“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在历时性层面是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最新阶段,而在共时性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合”的状态,即“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之间边界的消融和彼此的有机融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中国”追求的文化目标是一种间性文化体系。优化当代中国整体结构转型和社会力量博弈的现实逻辑的精神文化,应该是当代中国人之间既基于文化传统又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理性精神,既尽力实现自我又要尊重别人的“精神间性”[18]。

具体而言,若将中国看作一个人,则“古代中国”代表中国的“精神”,“现代中国”则代表“体魄”,而“全球中国”则是成熟阶段,中国筋骨强劲且智识觉醒。“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来源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但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如人的筋骨与智识缺一不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缺一,都不可构成完整的“全球中国”。“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是对“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创造性继承、有机融合、创新型发展和实质性超越。

从思想哲学层面来看,“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新发展之核心逻辑可界定为“礼”的复兴[19],强调文明的力量。“全球中国”话语体系集合了“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元素,以全球视野将两者融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创造性融合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思想之“新三教合一”的集中体现。从现实角度来看,当今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后西方”“后秩序”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阵营对立与零和博弈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全球共谋发展的需要。“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产物,其核心内容是普遍世界交往与联系之下的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着眼于内部,即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中国如何继续发展,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第二个层次则放眼全球,既然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已经是既成事实,“中国方案”是否可以为全球各大洲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三个层次是最高层次和最终目标,着眼于全球价值体系的更新与完善,即所谓“公天下”,“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不仅代表中国的利益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中国是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共同理想重构的引领者。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其核心价值能为当前全球价值体系作出哪些贡献,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共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来看,“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求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切中全球公众的共同关注,讲好中国故事,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精神与核心元素融入文化产品当中,以高质量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具象化“全球中国”,从而增强世界各国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解与认同。《流浪地球》可视为这一要求下的典型文化产品。《流浪地球》是中国鲜见的以全球为视野的电影作品,其成功首先在于题材选择。中国的电影题材更多地倾向于乡土与内向文化,较少涉及全球或宇宙的宏观视野。《流浪地球》从全人类都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等共同关切出发,将中国与全球的发展相联系,从而隐性地宣传“全球中国”的核心理念: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应对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s)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因此需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文明都应为地球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其背后存在着中国推动世界发展的隐喻。这意味着东方文明的自我超越与提升:一方面交流借鉴海洋文明,增加外向性延伸的维度;另一方面也超越自身,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中“安土重迁”的观念上升到全球视野,地球就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土地”。

此外,“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求在新媒体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应当被更符合现实要求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代替。所谓“全球传播”即信息、符号、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边界的共时性流动[20],多元主体参与及定制化传播(tailored)是其重要特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共同努力。“复调化”是“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新特点。在具体的传播模式上,既往“千人一面”的目标模式应当被定制化传播取代,即在互联网“窄播”背景下针对符合具体特征特定受众群体分发符合其喜好、行为习惯、知识基础和信仰状况的信息,还需要考虑受众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集体记忆[20]。“李子柒”在Youtube走红,其播放量远超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以其为代表的“网红出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非国家主体在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中的话语权提升,且其传播实践从不同方面助力“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和国家形象的建构。“李子柒”内容主题一方面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符合海外受众的奇观化审美;另一方面其个人媒介形象也凸显了当代自强、有创意、独立且友善的、走向全球的中国人形象,区别于主流叙事,展现出当代中国人与中国生活的真实样貌,同时其中西方元素的混合应用也契合了西方受众的读解习惯。

四、“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机遇与挑战

总结而言,本文首先从历史角度切入,我国对于国际话语权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探索可分为“古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三个阶段。“古代中国”阶段,中国的“国际形象”总体较为正面,多数来源于西方基于有限了解的建构,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则由于“天朝上国”的想象和全球性意识的匮乏而处于空白状态;“现代中国”阶段,我国话语权建设始终与对富国强民目标的追求处于动态平衡当中,从“近代中国”到“开放中国”,我国话语权建设随着时代背景和发展要求不断调整,由“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的分离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共生。其次,从现实来看,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国际参与主场外交实践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理念”,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搭建基础架构;同时也针对“锐实力”等一系列误读与偏见进行了针对性回应,在话语博弈中阐释“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独特主张。最后,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与思想哲学的视角出发,对三个阶段话语体系的特征和关系进行深入阐释与比较,并据此提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愿景。“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在历时性层面是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最新阶段,而在共时性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合”的状态,即“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融。三者不仅处于平衡互动之中,相互依存,而且正在走向有机融合。这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创见。

当前全球风险社会的关键性困境在于全球治理体系与疫情危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仅凭单一国家无法应对的”抗解问题”之间持续增大的张力。这一背景既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机遇,也带来挑战。首先,“黑天鹅”和“灰犀牛”的频繁出现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并修复完善全球价值体系提供难得机遇。抓住这一机遇主动发声,积极回应,将有助于我国的声音进入主流话语空间并发挥应有影响。具体而言,“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国家主体推动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实践和“李子柒”等非国家传播主体的全球传播实践应当形成合力,并结合自身优势在规范性和情感等不同维度发挥效力,助推“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立体化全方位建构。其次,“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应警惕西方的话语陷阱,同时批判吸收全球观点,在推动制度改革的同时注重制度增量,不断完善自身提出的主张与机制,强调其有效性,建构制度性话语权[21];同时也要坚持自身独特的价值主张,加强中国文化理念与传播思想的全球传播,从文明层面提升对于“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哲学阐释。

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提升,针对处于变化中的国际格局,西方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一系列话语概念,如Allison[22]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和Nye(8)NYE J S.The kindleberger trap[Z/OL].(2017-01-09)[2020-07-26].https:∥/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paylog.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类似的话语概念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国际参与和“全球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反思与借鉴,但“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警惕类似话语带来的话语陷阱。Shambaugh[11]认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并非是一个具有侵略性或威胁性的大国,身处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更多希望自身在地缘文化轨道当中能够繁荣、安全、获得足够的尊重。”抛开其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不谈,其观点明晰了中国拥抱全球化的基本方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文明的独特性,参与构建一个多元包容且互利合作的国际体系。有力回击非理性的污名化话语,批判吸收国际话语概念以提升话语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和传播力,同时更多结合自身文化传统与现实情况主动表达自身价值主张,以真实客观的高质量的内容、具有感召力与亲和力的风格和差异化定制化的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narrative)提升话语能力,稳步推进“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

“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坚持自身的独特价值主张。“全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核心的一点是要为“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祛魅,中国的发展无意推翻现有的世界体系,也并非与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一样以“化全球”为目标。“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与已有的全球话语体系不是完全对立和替代关系。但是“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是对旧有的全球话语体系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超越和提升所做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一话语体系强调“通化”,追求从“普世”到尊重多元互鉴的“普适”转变[23]。在文明层面,“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以文明互通互鉴作为基本遵循,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不等于全球话语体系本身,但是它集世界多元于一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人类正义、和平和繁荣为终极目的,是为了推进人类的进步贡献“中国方案”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资源。“古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三者虽然历时发展,但却共存共生、相辅相成、互动融合,三者只有协同发力、协调发展和均衡融合才能使中国得到最好的发展,才能对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笔者在以上的论述和论证中主要勾勒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与“古代中国”“现代中国”的关系,“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轮廓,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坚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中华民族既有权利又有能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下一个弄潮儿。

[1] 黄忠. 论十八大后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J]. 社会科学, 2017(8): 31-41.

[2] 史安斌, 张耀钟. 新中国形象的再建构: 70年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路径 [J]. 全球传媒学刊, 2019(2): 26-38.

[3] 王啸.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6): 58-65.

[4] 姚遥.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 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5] 陈正良, 王宁宁, 薛秀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变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6): 36-43.

[6] 张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对外传播思想研究 [J]. 对外传播, 2016(8): 58-60.

[7] 新闻讲义编写组.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8] 史安斌. 延续冷战思维 体现焦虑心态 透析所谓“锐实力” [J]. 理论导报, 2018(4): 56-57.

[9] 郑永年. 中美两种不同的外交哲学 [J]. 领导文萃, 2016(10): 24-26.

[10] 约翰·彼得斯. 对空言说: 传播观念史 [M]. 邓建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11] SHAMBAUGH D L.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许纪霖. 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13] 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 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 [M]. 北京: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2010.

[1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5] 史安斌. 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 [J]. 国际传播, 2018(5): 1-5.

[16] 福泽喻, 吉文明. 论概略 [M]. 北京编译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17]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M].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18] 韩庆祥, 王海滨. 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人的精神世界重建 [J]. 求索, 2019(1): 4-10.

[19] 贾文山, 江灏锋, 赵立敏. 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5): 100-111.

[20] MANOR I. The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21] 孙吉胜. 中国外交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再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2): 43-52.

[22] ALLISI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23] 贾文山. 以更包容的全球化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8-15(004).

[本刊相关文献链接]

[1] 沈霄. “看”中国: 作为“他者”的国家形象建构: 基于Facebook“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46-154.

[2] 苗伟山, 朱鸿军. 中国网络安全话语分析: 以《人民日报》1994—2016年的报道为例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99-105.

[3] 贾文山, 纪之文, 刘长宇.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化”到“文化中国”的演进与挑战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30-38.

[4] 李景平, 王婷. 视域融合理论下百年中国跨文化交往之省思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39-45.

[5] 徐开彬, 段永杰. 西方视觉传播研究的焦点问题与趋势展望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121-129.

[6] 贾文山, 刘杨. 跨文化传播的诠释学视角: 以中国语境为例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123-129.

[7] 王婷, 宋永平, 陆卫明, 等. 现代化视角下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之张力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8(2): 140-146.

[8] 李媛媛.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历史回顾、功能特点与政策建议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119-124.

[9] 申晓玲. 媒介融合视域下国家文化安全的再思考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107-111.

[10]张再林, 张慧敏.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径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66-68.

[11]张茂泽. 论中国文化的特点及世界价值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55-59.

[12]李明德, 张园, 刘婵君, 等. 互联网思维下舆论引导的改善与创新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115-120.

[13]柴渭, 高琼. 对中国文化道德主体思想与当代德育困境的反思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107-112.

[14]申楠, 杨琳. 复杂背景下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环境治理探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96-101.

[15]赵新利, 张蓉. 国家叙事与中国形象的故事化传播策略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97-101.

[16]徐鹰, 张欣. 论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8-52.

[17]杨琳, 申楠. 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6-11.

文章来源：现代中国文学论丛 网址: http://xdzgwxl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121.shtml

上一篇： 异域“折射”：斯宾诺莎汉译及阐释探察(1929—1
下一篇：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_《新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论丛》总序